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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胡东渐: 石窟艺术的漫漫旅程

精品选读    |    2016-10-17 14:30    |    来源:《明升88》第48期

印度佛教 石窟艺术的起源

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,早期的佛教艺术忌讳表现佛陀的形象,而是以法轮、佛足迹、莲花座等物象征佛陀的存在。孔雀王朝时期的桑奇大塔、阿育王石柱等遗迹,可视为早期佛教艺术的发端。公元前2世纪,佛教石窟初行于印度,最早的石窟模仿地面木构建筑“草庐”的形式,形如圆拱顶的岩穴,供佛教僧侣禅修之用。其后,石窟的形制和功用渐趋完备,用于僧徒礼拜的支提窟和供僧侣起居的毗诃罗窟逐渐流行。到公元7世纪,石窟的营建遍及印度各境。

印度境内现知的石窟约有1200个,最为知名的有阿旃陀、埃洛拉和埃勒凡塔3个,这3个石窟亦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阿旃陀石窟,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伽巴德东北106公里处的瓦哥拉河谷峭壁上,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—公元6世纪,共有洞窟30个。阿旃陀石窟集建筑、雕刻、绘画三者于一体,是印度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。


埃洛拉石窟,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伽巴德西北约30公里,开凿于公元4世纪—11世纪,共有34个洞窟。其中佛教石窟12个,印度教石窟17个,耆那教石窟5个。以石窟形制宏伟瑰丽、题材丰富而著称于世。

埃勒凡塔石窟,位于距孟买约10公里的海岛(象岛)上,石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—8世纪,共有5个洞窟。石窟仿印度教建筑形式,题材多为印度教神,以及反映印度古代社会生活场景,艺术手法典雅生动。

石窟艺术随佛教的传播也蔓延到周边地区。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士向印度边境传播佛教以来,到公元前后,佛教艺术在今巴基斯坦、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广为流行。中亚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石窟就是巴米扬石窟,位于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城北兴都库什山支脉代瓦山南麓断崖上,开凿于公元3世纪—7世纪,窟区东西全长1300米,编号窟龛751个。巴米扬石窟处在古代印度与中亚、西亚的交通要道上,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之地。

争奇斗艳 中国石窟艺术的兴盛

约公元1世纪,伴随大漠深处的驼铃马蹄之声,佛教循丝绸之路绵延东渐。自公元3世纪—13世纪,佛教在东土迅速传播和蔓延,石窟因之,遍布于中国大江南北、东壤西陲。

佛教越过葱岭进入东土的第一站即是西域(今新疆),西域地处亚洲腹地,是东西古老文化交流荟萃之地。在漫长的丝路古道上,寺院林立,石窟密集。龟兹是古代西域大国,公元3 世纪,佛教已相当盛行,成为西域佛教传布的中心,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与壁画艺术。

龟兹石窟众多,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。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悬崖上,开凿于公元3世纪—9世纪,总计编号洞窟236个。洞窟类型多变,题材丰富,是佛教东传西域后最早的石窟之一,以浓郁的外域风格著称于世。


出新疆继续往东走即进入河西走廊。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,河西走廊即成为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,也是佛教文化东传的重要纽带。十六国时期,建国北方的五胡诸国君主,均崇信佛教。如后赵石勒、石虎对佛图澄的信服,前秦苻坚对道安的推崇,后秦姚兴对鸠摩罗什的礼敬,北凉沮渠蒙逊对昙摩谶的敬重等,使佛教势力迅速在北方扩展开来。

河西地区佛教亦日益兴盛,建寺凿窟,雕铸佛像蔚然成风。自十六国始,敦煌有莫高窟的营建,天水有麦积山的开凿。

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,是南北两道丝路的会合点。据武周圣历元年(698年)《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》记载,前秦建元二年(366年),沙门乐行经此地,见鸣沙山上金光万丈,状有千佛,便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,此为莫高窟开凿的肇端。此后,历经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和元代,跨时1000余年,莫高窟成为民族文化及中西文化交融的艺术宝库。


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35 公里,孤峰独起,宛如“农家麦积之状”,因而得名。洞窟开凿于后秦,历经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历代不断有开凿和修缮。麦积山北魏晚期造像,体态修长,衣纹流畅,造型秀丽潇洒,洋溢着南方士族的文人气息。计有泥塑、石雕7200余尊,壁画1300平方米,被誉为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。


佛教文化入关陇东进,进入到广阔的中原北方地区。中原地区佛教隆盛始于北魏,北魏诸帝,除罢废佛教的太武帝外,都笃信佛教。北魏皇帝不仅礼遇高僧,也积极参与营寺造像等佛教艺术活动。道武帝迁都平城(今天的大同),遍造佛塔、讲堂、禅堂以惠沙门。文成帝宣称皇帝即如来,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造释迦立像五身。献文帝在平城建造永宁寺,立300尺(100米)高七级佛塔。孝文帝在平城建立建明、思远和报德三寺。宣武帝在恒农荆山造丈六珉玉像一尊。在北魏皇室炽烈的宗教热忱影响下,贵族豪门舍宅为寺也蔚然成风。上行下效,民间百姓建寺造像,广做功德者更不计其数。北魏禅法盛行,朝野奉佛又首在建功德,求福田,而石窟是修行者参禅观想的所在,又是佛教信徒顶礼膜拜的殿堂,故而北魏石窟寺的营造十分普遍。西起甘肃,东到河南,北至辽宁,都可发现北魏佛教石窟的遗迹。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。

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的武周山南麓,凿于北魏文成帝至孝明帝时期。石窟依山开凿,东西绵延1公里,存有主要洞窟45个,大小窟龛252个,石雕造像51000余尊,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。云冈最为知名的是昙曜五窟,为高僧昙曜主持开凿,佛像高大壮硕,造型奇伟。云冈石窟雕像逐步开启了印度佛教艺术及中亚佛教艺术中国化、民族化的进程。


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。两山对峙, 水穿流而过,山形如阙,古称伊阙,隋炀帝时称为龙门。太和末年,开始开凿窟龛,历经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五代和宋,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,沿水两岸绵长1公里。今存窟龛2345个,造像10万余尊,碑刻题记2800余品。龙门石窟继云冈石窟之后,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、民族化的进程,是研究我国佛教艺术与佛教史的重要宝库。


旷世之作 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

从公元3世纪—8世纪中叶,石窟艺术从西域走到中原,历经了北魏灿烂、隋唐辉煌之后,至“安史之乱”终在战火纷扰的变乱中徐徐落幕,中国北方石窟艺术慢慢褪去了历史的光晕。

而在西南巴蜀大地,佛教越过蜀道天险的阻隔,开辟了一个石窟艺术的“天府之国”。

从秦岭、大巴山南麓的广元、巴中石窟,到川西的浦江、夹江、乐山、绵阳、梓潼石窟,到川中的内江、资中、安岳石窟,再到重庆的大足、潼南、合川、江津石窟,在巴山蜀水间,星罗棋布,迎来了中国南方石窟唐宋中兴的新时代。或是大唐的矫健雄荡之风,或是五代十国的低吟浅诵之声,又或是宋代的清新文婉之态,大足石刻和其周边的群星石窟,共同演绎了佛、道、儒三教文化和合共鸣的千古乐章。

大足石刻是以摩崖造像为基本形式的石窟艺术,分布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共计75处,造像5万余尊,以北山、宝顶山、南山、石门山、石篆山石窟为主体,构筑了中国南方最为宏伟壮观的摩崖石刻造像群。


大足石刻始于初唐,历经晚唐五代,鼎盛于两宋,余绪延及明清。自公元9世纪—13世纪,续写了400余年石窟艺术的新篇章,它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,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。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漫长旅程的一次华丽转身,它吸收前期石窟艺术的精华,突破了宗教艺术的旧程式。以吐纳儒、释、道三教思想为内涵,实现了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融合,成为最具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典范。

石窟艺术,镌刻了东方文化的奇异特质,谱写了东西文化交融的浪漫神曲。把全世界著名的石窟连缀起来,将是一次稀有的文化饕餮之旅。从阿旃陀到大足,连接了南亚和东亚两大古代文明的石窟艺术端点。这条线路,连缀着一个又一个灿烂的石窟艺术明珠。从公元前2世纪—公元13世纪,1500年的光阴,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传奇。(作者刘贤高 系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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